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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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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刊:城市日喀则  

2010-09-17 10:01: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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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日喀则  
    多元与融合

撰文\魏毅   摄影\金海

卫藏——博弈中的融合

  圣地拉萨何处建
  拉萨建在湖泊上
  头戴金丝缎帽真好看
  穿上皮鞋彩鞋极相称呀

  日喀则何处建
  日喀则建在农田上
  头戴巴珠头饰真好看
  穿上氆氇罩衣极相称呀
               ——藏族民歌

      在西藏内部,以拉萨和日喀则为核心的“卫”与“藏”两大区域,从遥远的吐蕃时代开始,富于意味的故事便绵延不绝。这些故事几乎涵盖了整个西藏腹地的历史。
  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划分的五大行政区(茹)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和今天人们所说的“卫”、“藏”大体吻合的三个行政区——今天的“卫”基本对应当时的“卫茹”,“藏”对应“叶茹”和“如拉茹”。据《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记载,松赞干布时期所划地域范围大致为:
   卫茹──东到沃卡的秀巴本敦(沃卡宗),南至玛拉山脉(雅鲁藏布江和吉曲河之间的山脉),西至宿尼木,北至朗玛古浦,以拉萨小昭寺为中心;
   叶茹──即后藏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区。东至札之朗玛古浦,南至聂拉木雅波纳(今聂拉木县境内),西至切麻拉古(今昂仁县切麻拉),北至麦底曲那(今嘉黎县麦底卡),以香地的雄巴园今南木林县雄雄为中心;
  如拉茹,即后藏雅鲁藏布江南部地区。东至绛乃扎,南至中尼边境尼泊尔的郎纳,西至拉金雅弥,北至切麻拉恩,以赛地方的杜尔巴纳(今萨迦县赛乡)为中心。
  据历史学家巴桑旺堆说,正式的行政区划名称以外,“卫”与“藏”作为传统的地理概念,也产生于遥远的吐蕃年代。而作为民间地理概念的“卫”与“藏”,也曾经历过被“官方化”的时期。1282年,忽必烈在西藏设立名为“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的机构,其中“乌思”即“卫”的另类音译,而“藏”则首次出现在汉语的官方表述体系中。


  到清代,官方的汉语表述,又以“前藏”、“后藏”逐步取代了“卫”、“藏”。据巴桑旺堆研究,所谓前藏、后藏的含义其实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前藏”、“后藏”专指拉萨和日喀则两座城市,这在清代历任驻藏大臣的各类《行程录》中非常普遍,所谓“某日抵后藏”,指的就是到达日喀则。而在广义上,“前藏”包括今天拉萨市、林芝地区和山南地区的广阔地域;“后藏”则代指今天的日喀则地区,准确的说,还要减去如今属于日喀则地区的仲巴县,并加上现在属于拉萨市的尼木县。
  作为西藏腹地最富庶的两块地域,卫与藏之间的融合与竞争可以说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作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争端最后表现形态的战争,以卫、藏之间整体规模进行的,历史的记载共有4次:
  第一次,1290年,萨迦本钦阿兰引蒙古军,汇合后藏军队讨伐前藏止贡派势力,焚烧止贡梯寺的主神殿,杀死僧俗一万多人,史称“止贡林洛”。史书记载,从此,卫、藏双方就像“鸦鸱不共居”一样,势不两立。
  第二次,17世纪初,统治后藏的藏巴汗彭措南杰进兵前藏,攻占了澎波和内邬宗等地,史称“鼠牛年战乱”,从此,藏巴汗基本统治了前后藏地区。
  第三次,1639年,固始汗领兵进藏,联合前藏的格鲁派势力,征讨藏巴汗,消灭了第悉藏巴政权,并给予追随藏巴汗的噶玛噶举派寺庙以毁灭性的打击。1642年,固始汗将五世达赖喇嘛迎请至日喀则,建立了原西藏地方政府。
  第四次,1727年,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三位出身前藏的噶伦,煽起内讧,戗杀康济鼐。颇罗鼐于后藏起兵,半年后攻占拉萨。


  仅在我们所能读到的历史之中,纵横700余年,在卫藏地区上演着相延不绝的博弈。这种博弈是否积淀为人们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呢?当我们向巴桑旺堆请教“卫藏文化差异”的问题时,却被他大声呵斥为“伪问题”。在他看来,文化差异只体现在具体的农牧区以及不同的河流、山沟之间,而并非以卫、藏的整体地理范围呈现。
  我们有理由质疑,巴桑旺堆的“卫藏一体论”参杂着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我们质疑的理由暂且限定于一个大多数旅行者都会注意到的小小细节:拉萨的民居,房顶多为红色;而日喀则的房顶大多刷为黑色。这个微小却普遍的“卫藏差异”,在整个采访期间,我们均未得到哪怕是听上去不那么合理的解释,就连德高望重的扎什伦布寺掌门人萨龙·平拉,也仅仅对我们说,红色是“卫鲁”(卫地风格),黑色是“藏鲁”(藏地风格)。在找到更有说服力的阐释以前,我们可以大胆猜测——这是在战争期间,为了方便军旅在距离村落较远处辨认敌我,而采取的一种最简单也最实用的策略!
  但在另一方面,竞争和撞击也带来融合。融合的明显结果,是在卫藏内部形成了相对统一的体质、语言、风俗等等,无论是拉萨市民,还是日喀则市民,到对方的城市旅行,大都觉得轻松愉快,很少有所谓的“陌生感”。
  而在卫藏以外居民的眼里,“卫藏”早已连为一体,成为“圣地”的代名词。家住青海省互助县的桑吉,至今仍记得幼年时玩过的一项如今已经失传的游戏,游戏的名称用土族语言发音作“da-wei-sang”——“da”在土族语中意为“圣洁的、高远的”,而“wei-sang”一直令桑吉迷惑,直到旅藏多年再回到家乡时,他突然明白,“wei-sang”就是藏语中“卫藏”的变音。那个游戏的本来意思就是“圣洁高远的卫藏”。


日喀则:商业文明和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日喀则城市的选址,颇符合中国传统地理学中“汭”的概念。“汭”指两河汇流之处,选址于此的城市往往具备交通与商业发展的天时地利。回顾日喀则城市发展的历史,并不似拉萨那般悠久,然而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坐拥两条伟大的河流——雅鲁藏布江和年楚河,得天独厚的小环境决定了它后藏中心的地位,而横亘在其南方不远处的喜马拉雅山脉,更像是一条量身定做的屏障,带给这座边境口岸无与伦比的商业价值。因为屏障是巨大的地理差异的表征,因此,屏障两边的物产迥异,商品交换是天然的需求。
江洛康萨——大柏树南边的新房子
      先天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日喀则与拉萨迥异的城市发展模式,拉萨建城的基础是宗教与政治,而日喀则的诞生则依托于商业。按照一般政治史的眼光,1358年建成的桑珠孜宗堡的被看作日喀则城市建立的标志,然而早在13、14世纪萨迦政权时期,当时的夏鲁万户辖下就出现了“充堆古姆”(“充堆”即集市)。藏巴汗掌政时期的17世纪初,又形成了围绕日喀则宗山的四个贸易集市(雄),即尼日雄、却布雄、甲措雄和边雄,并已有了专用度量衡器——斗、升、秤三种。


  凭借商业的繁盛,日喀则的城市景观也具备了集权模式以外的另一种可能。拉萨市民口中的“拉萨”,直至很晚近的时期,依然仅仅代指大昭寺及八廓街一片小范围的地域;而日喀则却包容得多,虽然在宗山脚下也有一片被称为“雪”的居民区,但市民们提起日喀则,心中想到的不是某个特定区域,而是一片相互并不连接的自然村。历史文献印证了市民们的“感觉”,日喀则城区最初形成时的基本规划,就是由相对独立的4个片区和18处市面构成——
  4个片区是:悲喜措、曲下措、朗西措和雪措(措在这里是地区的意思)。
  18户管理市面的人家是:尺桑嘎瓦、欧多、曲地甲瓦、古热强、色强、诺尔吉、萨堆鲁古察鲁、乃西、鲁丁巴、拉日罗马、萨布巴、谢拉瓦、宗萨瓦、甲果朗巴、曲乃、门康、岗局星索瓦、德热巴。
  普布次仁离休前曾就职于日喀则地委行署,他居住的这片社区叫做江洛康萨,与之隔街相望的另一个社区叫做帮加孔,民主改革以前,这两片区域构成了日喀则城区的主体。然而,在普布次仁遥远的童年记忆里,如今繁华的江洛康萨当时还只是一片荒地,距离宗堡最近的村落位于年楚河边,这个村庄的人去扎什伦布寺朝拜,因为路途较远,习惯在此打尖休息,渐渐形成了一条叫做“扎冲”的商品街,“扎冲”的意思是“卖草料”。普布次仁家附近就曾有一座大马厩,他记得家中还曾入住过马帮。后来市场日益繁华,出现了“玛荣”(卖酥油)、“糌荣”(卖糌粑)、“夏荣”(卖肉)等地摊和店铺,来自各地的生意人日渐增多,慢慢演变为江洛康萨的“原住民”。在很多日喀则老人的印象里,江洛康萨的居民因为大多做买卖,所以“比较聪明”。而该社区很多房子名称的意思,连主人也未必能说清楚。普布次仁解释说,也许是外来语,也许是失传已久的本地方言。

至于“江洛康萨”名称的来历,普布次仁骄傲地说,“江洛康萨”就是他家房子的名称,尽管他本人也是入赘而来。“江洛康萨”的意思是:大柏树南边的新房子。据普布次仁介绍,这座房子至少有180年的历史,他曾见过一张英军于1904年拍摄的宗山照片,并且很确定地说这张照片就是站在他家屋顶拍摄的;而另一张在宗山拍摄的日喀则城区全景照片中,也可以清晰地寻觅到曾经的那棵大柏树。
  不同于繁盛不再的江洛康萨,帮加孔(也被称为“雪”)的商业持续至今,普布次仁说他童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跑去对面帮加孔的甘肃小吃店里,吃瓜子、饼子,还有锅盔。民主改革以前,帮加孔的居民大多是内地来的汉族商户,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和日喀则本地藏族通婚,形成了很多今天所谓的“团结户”。帮加孔的现状,据江洛康萨居委会普穷书记介绍说,社区60%的居民都来自安多和康区,以至于帮加孔居委会经常被人戏称作“安多居委会”。

往昔的驮盐队——一块原本松散的大地被整合的可能与途径

在现今西藏的七个地、市中,论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内部形态多姿多彩,非日喀则地区莫属。农区和牧区显著的地域差异造就了各种风格鲜明的“土特产”,也为繁盛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机遇。在日喀则,牧业区有:仲巴、萨嘎两个纯牧业县和昂仁、谢通门、南木林等3个县内靠近藏北的部分牧业乡;其余10多个县的大部分地区是农业区或半农半牧地区。牧区的“土特产”主要有:酥油、羊毛、皮张、牛尾、人参果等;农区的产品有:青稞、小麦、豌豆等粮食;而农牧民共有的商品需求则必须由城市提供:大米、红糖、挤奶桶、打酥油茶桶、各色氆氇、木碗、蔬菜等。这其中最基本也最为重要的贸易,莫过于盐粮交换。
  民主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不向农区提供食盐专卖,农民吃盐要靠自己解决。而在日喀则地区的北部牧区,遍布着大量天然盐湖,居住于斯的牧民,每年从盐湖运来盐、碱以及自身的畜产品,到农区换取粮食,解决生活中的必需品,这样的场景在20世纪90年代初消失以前,已经延续了数千年。
  食盐的来源地主要有两处,一是如今那曲地区双湖特别行政区一带,那里汇聚着大量天然盐湖。双湖距离日喀则市区大约500至600公里,从山间小道直线行走。二是日喀则地区仲巴县隆嘎尔乡的盐湖,亦走小道,直线距离稍近,大约500公里。
  驮盐队的主要运输工具是牛和羊,通常的节奏是:每年三、四月间,牧民赶上牛羊去盐湖运盐,往返行程30到40天,盐运回家中后休息40到50天,从七、八月份开始,赶上牛羊驮上食盐以及酥油、羊毛等畜产品前往农区交换粮食。牧民们边行走边放牧,日行10余公里,大约行走50到60天到达农区,此时正值九、十月份,农民秋收打场行将结束,农、牧民之间开始进行盐粮为主的交换。交换结束后,牧民在新年到来以前将换来的粮食运回牧区。
  盐粮交换的地域范围基本涵盖了日喀则地区现今的所有县、市。在其他地区参与运盐的还有那曲地区的班戈、申扎、安多、比如县和阿里地区的改则、措勤等6个县;而在日喀则地区内参加运盐的有仲巴、萨嘎两个纯牧业县和昂仁、谢通门、南木林等3各县内靠近藏北的部分牧业乡,而所有的农区都无一例外成为驮盐队每年光顾的对象。在交通不便、地域相对隔绝的年代,驮盐队的意义不仅仅是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更成为后藏人开阔地理眼界的绝佳机会,当每一位农牧民既成为劳作的生产者,又成为商人直接参与交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块原本松散的大地被整合的可能与途径.....节选,详细内容请关注《西藏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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