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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刊:“跨喜马拉雅”西部高原的一种文化地理观  

2009-07-13 10:23: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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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刊:“跨喜马拉雅”西部高原的一种文化地理观 - 西藏人文地理 - 《西藏人文地理》
“跨喜马拉雅”
  西部高原的一种文化地理观
   撰文:李永宪

当却喀巴东流卓雪方,卓雪的马术高超由此来;

马甲喀巴南向普兰城,普兰姑娘的美貌由此来;

朗钦喀巴西涌古格城,古格的富足辉煌由此来;

森格咯巴泻入拉达克,拉达力士的勇气由此来。

                                       ——阿里民谣 

反向的大河
   
 行政地理上所说的“阿里”(mNga’-ris),是指西藏自治区西部统辖七县的“地区级”行政区,这是一个面积不算小(304683平方千米)但人口密度却是世界上最低(0.37人/平方千米)的地区。
      阿里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的“自然地理”。除了奇特的土林、众多的湖泊、极高的海拔和广袤的草原之外,阿里的河流最为特别。众所周知的是,源于青藏高原的主要河流多是“大江东去”——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大大小小的河流,皆是蜿蜒向东数千公里,成为“奔流入海”的“太平洋水系”。而阿里的主要河流,则属于“印度洋水系”——马甲藏布(孔雀河)、森格藏布(狮泉河)及其支流噶尔藏布、朗钦藏布(象泉河)等多条源出冈底斯山南北的河流,均是向西、向北再向南,成为印度河上游的主源,然后一路南下最终汇入印度洋。
       正如穿越北方黄土高原、西南横断山区和东部丘陵平原的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养育了数千年来由众多民族结构而成的中华文化一样,源出阿里的外流江河,则流淌着“卓雪马术”、“普兰美女”、“古格辉煌”和“拉达力士”等西部古老文化的因子。
       更早的历史渊源当然应当上朔到古“象雄”(Zhang Zhung)时期,甚至更久远的还有西部史前石器时代的诸多遗存。从阿里流向印度洋的多条河流深谷,一直是西藏西部与周邻地区交往通达的孔道,古往今来,西藏高原与南亚农耕文明和中亚草原文化的接触,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克什米尔风格、中亚“于阗风格”等域外因素的来源,莫不与西部阿里自然地理的这些特点有关。长久而深厚的历史积淀,在这片高原上留下了无数已被发现或尚未知晓的文化史迹。
       在西藏的近代史上,有关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与西部西藏有着重要的关系。从早年西方传教教士到上个世纪前半叶杜齐等人的“穿越喜马拉雅”,几乎都是从西部阿里开始的、西方人对西藏历史文化的观察。
       中国政府上个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对“古格”史迹等一大批西部文物的调查与保护,则是开启了对西部进行科学地文物考古研究的大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西藏全区的“文物普查”和无数次由自治区文物部门组织的西部文物专题调查、文物保护工程等,不断地在阿里境内发现了大量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史迹,仅是其中属于西藏史前时期(石器时代、部落时期)的遗址、墓葬、岩画、祭祀地等文物遗存就已有一百多处,其中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各级保护单位的有近20处。近十多年来,在阿里札达县、普兰县发现的古格、托林、皮央·东嘎、卡孜、纳曲宗普等十余处佛教遗存,更是吸引了国际藏学界的目光和兴趣。在人文地理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中,阿里的文物考古事业日益显示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2009年7月刊:“跨喜马拉雅”西部高原的一种文化地理观 - 西藏人文地理 - 《西藏人文地理》
有关象雄的实物遗存
     
 西部阿里人类活动史的久远,可从西藏考古发现的打制石器算起。根据现代考古获得的证据分析,人类在高原的活动可能早在数万年前就已开始。第一批智人可能来自黄土高原,同时也不排除另有一批智人可能沿着西部外流江河来到这片高地,他们在阿里的夏达错、扎布、热角等不少地点留下了远古人类的工具。近些年在札达县东嘎丁东遗址发现的2000年前的大麦(青稞),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现代青稞最高种植线所在的阿里地区,很有可能是西藏早期农业发源地之一。在阿里海拔较低的札达盆地一类的河谷地区,河流通道使史前先民们最早接触到了印度河上游的史前麦类种植业,从而形成了本地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农业形态。对西部阿里而言,只有农耕与游牧相结合而成的经济基础,才有可能支撑古代“象雄”的强盛。
2009年7月刊:“跨喜马拉雅”西部高原的一种文化地理观 - 西藏人文地理 - 《西藏人文地理》
         对西藏历史来说,“象雄”几乎就是古代“西部”的代名词;就历史分期而言,“象雄”是早于“吐蕃”的时段标志;在文化表征上,“象雄”是本教(Bon)的发源地和强盛游牧文化的代表。这一切都表明“象雄”的意义是如此重要。而对古代的汉地政权来说,“象雄”则曾经是西部高原的文化代表,例如《隋书·西域传》记载“象雄”(女国)曾于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遣使来长安朝贡,但可能因为“吐蕃”的崛起,故“其后遂绝”;但即便是在“吐蕃”已经控制西藏大局的七世纪初,《唐会要》卷99中仍有关于“象雄”(大羊同)于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遣使来唐都长安朝贡的记载。由此可见,古代西部的“象雄”曾是最具实力的高原部族之一,它作为西藏高原的文化代表,曾与汉地有着长久的朝贡关系。
      然而,有关“象雄”的实物遗存却并不象它的故事一样为世人所知。尽管人们相信的确存在过古老的“象雄文(语)”——如现在阿里方言中的“底”字就是“象雄语”中“水”字的古音,故现今阿里的临水地名多由“底”字组成,如“底雅”、“底扎”、“底加木”、“曲木底”等等,意大利藏学家杜齐(Giuseppe Tucci )教授也认为“冈底斯”中的“底斯”就是古象雄语。但是,作为实物的“象雄文字”如同它依存的那个强盛文化一样,更多的仍是遗踪难觅。据说古“象雄”居民最多时已达18万户,藏文《象雄年续》说“象雄”还有一支99万人的军队,苯教文献则记述古“象雄”先后建有多座都城与城堡,其中最著名的有“穹隆”地方的“银城城堡”、“普兰”地方的“猛虎城堡”、“门香”地方的“老鼠城堡”和“麻邦”地方的“波磨城堡”。然而,长期以来人们知道的只是关于这些城堡遗址的零星线索,例如意大利那不勒东方大学南喀诺布等人在阿里地区考察时曾在古鲁甲寺(gur-gyam)附近城堡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金属动物像;一个来自英国的旅游考察团曾经偶然发现了一段出自古鲁甲(gur-gyam)城堡遗址的朽木,他们经过碳十四的年代测定,其结果为距今3000多年。
                                       节选,详细内容请关注《西藏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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