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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登顶珠峰(下)  

2006-02-10 11:38:05|  分类: 口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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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冰坡到峰顶

  过了8700往上走的时候看不到顶峰,只有转过来翻上去以后才能看到。冰雪坡的距离大概二三百米,大部分时间都在爬它,时间都磨蹭在这里了。那个地方比较陡,非常滑,踩一步滑一步,当时我们那个冰爪不是现在这种冰爪,根本踩不进去。后来我靠在坡上,王富洲踩在我肩膀的背包上,贡布踩在王富洲的背包上。雪坡走完以后还不行,还要往北边走,插到北边再上去,然后就是顶峰了。贡布第一个上去的,王富洲第二个,我第三个,上去以后贡布就说“再不能走了,再走就下去了”。他汉话不太好,没敢说到顶峰,因为前面有一次我们从北边转上去的时候,贡布就说到顶了,我和王富洲跑到前面一看,不是,是个大石头,前面还有顶峰。

  到顶峰,我们看了表,王富洲的表是4点25,我的表是4点20。顶峰是个雪脊,今年我从电视上看到顶峰的雪比我们那个时候多得多。60年那次雪很少,也没有风,有风就完了。他们这次我看起码得5级以上。

  王富洲:峰顶是一个长型的斜坡,宽5米,长20米左右。上去以后我看了一下时间,4点20分。手表是我在大本营的时候,向班禅警卫营的排长藏族人谢虎成借的,是瑞士的瓦时针,夜光的,那时候没有几个人有手表,就算有也是国产的,到了上面就不工作了。

  我们当时还带了枪,因为当时印度也在登山,我们也在登,在顶峰遇上了怎么办?那时候跟印度关系非常紧张,1962年中印边境打仗。上去以后打枪是想告诉下面的人我们到顶峰了,其实枪根本没用,贡布打没打响,冻上了打不动。印度队后来到8300就完了,25日下雪了他们不敢上,上去就是找死嘛,只好放弃。

两条片子和一根香烟

  顶峰上我基本没做什么事情,都是王富洲和贡布两个人在做。我上到珠峰的尖儿上以后就赶快下来了,因为冰雪坡走完以后,翻到这边来走岩石的时候,我脚上的冰爪没有了,没装稳,踢啦踢啦地走丢了,所以在顶峰上我站不住。他们后来也下来了,就在冰雪岩石间捡石头。贡布把主席像拿下来,找个岩石缝,把我们的名字、手套一块放进去。没有放在顶峰上,顶峰上都是雪,是在顶峰坡下面一点,当时想主席像不能放在雪里,石膏像放在雪里就坏了,就拿下来放在岩石缝里。

  我们是间断地吸氧,吸两口就完了,跟喝水一样,渴得不行了喝一点。我的氧气登顶前就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扔掉的。贡布到顶峰上还有点氧气,我们几个都吸了几口,他把氧气瓶放在顶峰上,王富洲说你不能把氧气瓶放在顶峰上。

  王富洲:我想氧气瓶是法国的,留在峰顶不好,就把氧气瓶都推了下去。我写了一个纸条:“王富洲等三人征服珠峰。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当时我是队长,国际上的惯例是不管上去多少人,写队长的名字和人数就可以了。75年潘多她们登顶下来以后告诉我说找到了那座毛主席像。

  8700开始这段路走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大家都饿了,体力不够,走不动。下来的时候我都迷糊了,想直接从北边下来,他两个不干,拽着绳子,我怎么走也走不了。他们说“横切过去,切到东边去”,我就往东切到东边山脊上。横切到雪坡上面就看到刘连满,他已经站起来了,向我们挥手,当时天已经亮了,转到东边恐怕得七点来钟了,西藏比北京晚的多啊,珠峰上天一亮太阳马上就出来了。我们下来的时候很快,一看到刘连满很高兴,叽里咕噜就跑下来了。我看到刘连满把一个本子给王富洲看,不知道上面写得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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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把摄影机拿出来拍片子,在上面的时候我就想到要拍了,但是因为天黑没拍。当时没有拍照,我们都是普通运动员,没有资格带照相机。我从翻过第二台阶以后开始背着电影摄影机,原来是王富洲背的,是那种上发条的机子,上发条很累,主要是饿的,没劲儿,其实很简单。
我一共拍了两个镜头,当时对摄影来说,这个高度是世界纪录了。一条是回头拍了我们从珠峰下来的脚印,还有一条从洛子峰一直到章子峰,绕了很大角度,拍了几分钟吧。拍脚印的时候焦距没调好,拍第二条的时候我发现焦距不对,才调好了。

  拍完片子以后我抽了一根烟,这在当时也是一个纪录了,没有在这么高的地方抽烟的。我抽烟还是有功的,我不抽烟的话就不带那个茶叶盒,水就喝不上。后来茶叶盒留在8500,我把烟放在口袋里,在8700用火柴点的烟,那时候抽根烟也挺带劲儿的。

我的脚

  王富洲:在上面高山缺氧,人很容易产生幻觉,我们几个人我产生的幻觉多,他们都没有什么。一次就在翻“第二台阶”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看到岩壁上有那种佛像,就跟他们说不要碰佛像,注意民族政策。那时候恍惚中我还看到不远处有藏族人居住的房子帐篷,但是没有看到人。一直到下来以后我躺在医院里还在想,还以为我是真地看到了,可是又不合情理,这么高根本没有人住。还有一次就是下撤的时候我坐在岩石上,他们说你怎么还不站起来走,我说我不是在走吗,他们过来扶我,我才意识到自己坐着。

  下第二台阶的时候,王富洲脑子里有幻觉,说胡话,他骂我,说屈银华你他妈懂不懂民族政策?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把人家菩萨踩得乱七八糟。他说得是喇嘛庙里的菩萨,他说他看到一个喇嘛庙。我从顶峰上下来的时候都有点儿犯迷糊,想直接下来,一过来看到刘连满就好了。

  我们那时候登山最糟糕的就是8500以后,前面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摸一步,完全凭自己的感觉和经验走。现在有夏尔巴人给你修路,我们那时候没有修路的,从8500出去以后,如果能拉上绳子,我们回来就不会那么费劲了。

  更糟糕的是心理作用,那时候说8000公尺以上是死亡地带。我们受这个影响很大,有种心理畏惧感。当时是国家给的任务,尼泊尔要这个顶峰,苏联人又不来,我们非上去不行,上不去也没法回来。现在去就没这个感觉了。

  那时候氧气瓶重,一个5公斤,只能用4个小时,你能背几个上去呀?我们那时候从24日早上9点钟到25日晚上9点钟,36个小时,我们每人两瓶氧,满的时候才可以用8个小时,何况还不满,二十多个小时没有氧气。后来外国人就总结中国人在8000公尺以上那么长时间,没氧也没有死,打破了生物禁区,后来就采取无氧登山。

  登第二台阶的时候,一脱鞋我就知道脚要冻伤,但是上不去没办法,还是要脱,当时脱鞋的时候我就想不行了,都准备不要了,已经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现在保存得还不错,还可以走路。当时脱了鞋以后非常非常疼,上去的时候为了完成任务,什么都不想,脱了就脱了,坏了就坏了。回到8500以后,王富洲看到我的脚都黑了,我说完了,回不了原单位了,我哭了。下到6000米,脚都肿了,鞋都脱不下来,要把鞋子割开,穿上鸭绒袜子,其他队员背了两天把我们从6000米背回来的。 (感谢屈银华提供相关资料图片)

(口述/屈银华、王富洲 文/孙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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