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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刊:放风筝的人  

2009-11-18 10:01: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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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刊:放风筝的人 - 西藏人文地理 - 《西藏人文地理》

放风筝的人
   
撰文/魏毅    摄影/郭柳、王郢
      这是藏历七月的最后一天。这个时节,阳光不再那么刺眼。夏季入织的游人已经散去,乡下忙着收获青稞,朝拜季节尚未到来,早晨十点的大昭寺广场显得有些空旷。一只白色的风筝摇曳而上,爬过大昭寺金顶,越过寺前高耸的经柱,消失在渺无边际的蔚蓝色里。
       洛桑手捧一只硕大的轱辘,歪着脑袋向空中张望,几位外国游客顺着洛桑的视线略带好奇的望去,只见一个小白点独自打转,“那是风筝”,无需导游解释,他们甚至并不在“风筝”前加上“西藏”的定语。
       十岁的洛桑并不理会身边金发碧眼的西方人,他依旧歪着脖子,以固执的眼神与他的风筝交流,洛桑的风筝名叫“米洛”,意思就是“瞪着眼睛”。白色的风筝两侧各画一个红色的圆圈,在空中依然醒目,因为仰视的角度,卡通的形象竟然增添了几分威严,用洛桑自己的话说:“像是鹰的眼睛。”
       几位游客来自挪威,他们微笑的看着洛桑,只当是回味自己童年的影子,并不觉得新奇与陌生。在他们的家乡,每到春秋两季都会举办风筝节,与漫天飞舞、充满奇思妙想的各色风筝相比,洛桑的“米洛”并没有吸引眼球的特色,他们张望了一会后就随着转经的人流,钻进了熙攘的八廓街。
被遗忘的“风筝走廊”
      《Kite Runner》是2008年风靡全球的一部电影,其中文版本,在大陆,译作《追风筝的人》;在台湾,译作《放风筝的人》。倘若译为藏语,或许可以规避译文的争议,因为贯穿影片“斗”风筝的情节,实在是秋天拉萨街头再寻常不过的场景,阿米尔和哈桑之间因风筝而起的忠诚、背叛以及救赎,也被拉萨孩童的年复一年的演绎着,进而演变为一份珍贵的群体记忆。
        对于大多数拉萨人来讲,西藏与遥远的、只在新闻里听说的阿富汗扯上关联,且这种关联居然是由不起眼的风筝带来,这无疑充满了天方夜谭式的猜想和兴奋。如果说游戏是人类共有的天性,那么游戏背后蕴藏的就不仅是细枝末节,而是富含历史奥妙的广阔图景。
        并没有细心的历史学家为我们讲述西藏风筝的传承,本土记载的缺失在意料之中。正如更敦群培在《白史》中感言:“如果想要了解(西藏)古代的风俗如何,唯有阅读其他文字撰写的历史,至于藏人详细描写本地区风俗者,实在难得。”而一向敏感的“旅行者”对于西藏风筝,似乎也没有太多记录的兴趣,在英国人查普曼撰写于上世纪前期的《圣城拉萨》一书中,作者也只留下了一句——“孩子们在放风筝,在晚秋时分,这是颇受欢迎的一种活动。”
         虽然已经很难考证西藏风筝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但提及晚近的风筝史,拉萨人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位回族师徒工匠,师傅叫扇木则,徒弟叫昂嘎斯。
       扇木则生活在20世纪前期,在拉萨人的记忆里,扇木则做的风筝是最好的,许多居住在大清真寺附近的回族老人,对于这位传奇式的风筝艺人,至今仍然念念不忘。据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孙朗顿·班觉回忆,扇木则曾经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进献过一只精美的风筝,酷爱风筝、并与回族交好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爱不释手,赐给扇木则一枚印章作为嘉奖,印章上刻一汉字“禄”。后来,扇木则在自己制作的风筝上加盖“禄”字,造就了拉萨名牌——“禄”牌风筝。
       另一位艺人昂嘎斯是现今的“风筝大王”。1970年左右,昂嘎斯和弟弟伊苏一起拜扇木则老人为师,学做风筝。每到秋季,昂嘎斯位于铁崩岗附近的家中往往挤满了前来买风筝的孩童,有藏族、也有回族,这几年,昂嘎斯做的风筝越来越少,有幸拥有其中的一只,在孩子们看来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稀疏的线索似乎印证了西藏风筝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扇木则,还是昂嘎斯,他们都是从内地进入拉萨的回族,十三世达赖喇嘛赐予扇木则的“禄”字印章,就说明了他的族源,昂嘎斯的父亲也是从四川迁徙而来的回族。在藏语中,像他们这样从内地而来的回族被称作“河坝林卡奇”,而把从克什米尔(“卡奇”即克什米尔一词在藏语中变音)迁徙来的伊斯兰教民称为“八廓卡奇”,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追风筝的人》故事的发生地阿富汗。
       尽管师徒二人都是所谓的“河坝林卡奇”,但在昂嘎斯看来,西藏风筝的传入与他们这一族群并无关系,他认为存在两条“风筝走廊”,一是从克什米尔进入阿里地区,再传播至日喀则、拉萨一线;二是从内地传入的,时间大约在清代,由驻藏大臣的侍从和兵丁从四川、云南等地将风筝带入西藏。昂嘎斯进一步推测,“从克什米尔传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年代也可能更早”。中国风筝协会的吴小如先生则认为西藏风筝的发源地不在克什米尔,而是内地,他将西藏现有风筝的样式和图案与内地传统的风筝进行了一番比对,发现西藏风筝与内地北方,尤其是陕西、甘肃一带的风筝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对于西藏风筝“外来说”,朗顿·班觉谨慎的表示怀疑,他认为,虽然西藏风筝在造型上与内地接近,斗风筝的习俗与中亚相似,但孰先孰后并无结论,朗顿·班觉进一步指出:“西藏文化中有一个需要检讨的传统,是喜欢将各种发明创造冠以外来的头衔,风筝或许也是其中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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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玛复仇记
       洛桑和他的“米洛”没有孤独太久,这一天阳光明媚、风力十足,又是星期天,居住在八廓街附近的孩童当然不愿意错过一个风筝的聚会。挪威游客刚走不久,米玛带着他的弟弟,连同从冲赛康刚买的十几只白色风筝,心急火燎的赶来与洛桑碰头。上个周末,也是在这块广场,米玛的风筝被割断了三次,其中两次是洛桑干的,这让米玛觉得“很丢面子”,他指着挂在广场边一棵柳树上风筝告诉我,“这就是上周被洛桑割下来的”。
      总结失败的教训,米玛并不认为技不如人,而是风筝和线的缺陷。西藏风筝一般呈菱形,左右长,上下短,尾巴不是内地的长条形状,而是很小三角形或圆形,中轴以一根竹签贴在纸面支撑上下,另配一根弓形竹签支撑左右。单就风筝本身而言,纸和竹签的质量至关重要,昂嘎斯说他做了几十年风筝,一直是从北郊扎基寺附近一家仓库进的纸,这种纸价格便宜又非常结实,做出的风筝经久耐用;对于竹签的要求是竹节间距要足够长,否则会造成风筝上下、左右重量不均衡,在昂嘎斯眼中,最好的竹子产自林芝和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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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斗风筝的孩童来说,纸与竹签的鉴别显然过于专业,风筝上的图案折射各自的喜好与性格,也可以影响胜负的天平,例如,米玛坚持认为,“甲乌”(意为胡子)图案的风筝最厉害,可以为他带来胜利(虽然上次输得很惨),而洛桑的“米洛”则是他的常胜将军。昂嘎斯的风筝早已售罄,米玛听从朋友的建议,在冲赛康附近的一家风筝店里买了十几只“嘎扎”(意为全白色),来到广场的第一件事,米玛就和他的弟弟四处游说,试图用手里的“嘎扎”换取“甲乌”。
       打斗是西藏风筝最大的特点,而打斗的奥妙全在一根细细的线上。据朗顿·班觉回忆,小时候斗风筝,他用的线都是从印度进口的,最有名的是“加达”(意为铁锁)牌、NNT牌。线可以买,但给线上“那”一般都是自己完成,所谓“那”,藏语的本意是“害人”,这是斗风筝最致命的武器。民俗学家平措扎西介绍说,“那”是玻璃、瓶胆、茶碗等磨成的碎粉,先在石臼中捣碎,之后用最密的纱布把玻璃粉筛出来,之后捣碎大米加上白糖,还有一种粘性较好的叫“旺拉”的植物或手指参放在一起加水熬好,等冷却到温度适中时,一个人用手作钩状,手心上倒入“那”,线从手指头穿过,—个人站在十米远的地方用轮子收线,这样,一卷普通的线便成了上了齿的刺线。为了增加“复仇”成功的机率,米玛“不小心”打碎了家里的一只暖水瓶,最后如愿粘到了风筝线上。时间已进入午后,风力比上午大了很多,广场上空的风筝越来越密集,眼见洛桑的“米洛”顺风扶摇而上,米玛依然没有换到一只“甲乌”,无奈之下跑到丹吉林巷口的风筝摊,一阵“咕叽咕叽”之后,换来了一只。虽然上次“战败”的风筝就出自这里,但米玛显然还是更看重风筝上的图案......节选,详细内容请关注《西藏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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